中国的《山海经》中保留着一位十分显赫的人格化的神灵，他就是“帝俊”。关于帝俊的事迹，全部记录在“大荒经”和“海内经”中，凡16条事，可分为三类：1）帝俊是许多国家的始祖神；2）帝俊是自然物（如日和月）的始祖；3）帝俊是一切重要的人间发明缔造者的始祖。此外，帝俊有五彩鸟为其使臣。可见：帝俊就是中国人的上帝。
中国人自称黄帝的后裔。黄帝传说始见于《左传》僖公25年，记晋侯为出兵勤王而占卜，得“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”。《左传》昭公17年又记郯国君主言“黄帝氏以云纪，故为云师而云名”。到战国时期，《周易.系辞》和《大戴记.帝系》分别演绎出两套黄帝世系。司马迁作《史记.五帝本纪》，在延用《帝系》的同时，又参照《系辞》以图弥合，形成了以“黄帝”为祖的人王世系。这个世系当然不可信。但其真相是什么呢？
杨宽先生说：“‘黄帝’实出‘皇帝’之变字。”“‘黄’、‘皇’古本通用。”例如，《国语.晋语》记“苗棼皇”，《左传》宣公17年、成公16年为“苗贲皇”，《说苑.善说》记作“衅棼黄”；《逸周书.王会》“吉黄之乘”，《说文》马部记作“吉皇之乘”；《吕氏春秋.贵公》“丑不若黄帝”，毕源《校正》云：“黄帝，刘本（明代刘如宠本）作皇帝，皇、黄古通用。”
“皇帝”类同于“有皇上帝”，“皇”、“上”都是形容词，其质在“帝”。“黄帝”本指“上帝”。《尚书.吕刑》记周穆王曰：“若古有训，蚩尤惟始作乱，……上帝监民，罔有馨香德，刑发闻惟腥。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，报虐以威，遏绝苗民，无世在下。”这里先言“上帝”，后称“皇帝”，是二者为一。上帝灭蚩尤，后演义为黄帝战蚩尤。
《诗经》中多处提到“有皇上帝”、“皇皇后帝”、“皇矣上帝”、“上帝是皇”，“皇矣上帝，临下有赫，监观四方，求民之莫；……帝谓文王，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”（《诗.皇矣》）。“皇”都是形容词，英明伟大之义。“皇帝”一词，犹言“英明的上帝”。
《史记.封禅书》记秦灵公祭黄帝，秦宣公祭青帝，秦文公祭白帝。青帝、白帝是上帝或天帝神话，黄帝与之并称，显示黄帝源于天帝。
西周时代，“皇帝”就是“上帝”。黄帝是帝俊的异化，其基本特征相同。如，黄帝“生玉膏”（《山海经.西山经》），“黄帝生阴阳”（《淮南子.说林》，高诱注：“黄帝，古天神也”），黄帝“历离日月星辰”（《大戴记.五帝德》，《五帝本纪》说黄帝“旁罗日月星辰”，正义云：“旁罗，犹遍布也”），等等。黄帝还是人类文明的始作俑者。总之，帝俊、黄帝神话源于殷周时期的“皇天上帝”信仰。
礼制是宗教行为的制度化和政治化。“礼”是殷周时代的特定概念，指以宗教制度为中心的一系列礼仪制度。礼制政治的特点是政治活动模式化，在模式化的政治行为中，宗教活动居重要地位。王国之礼，郊祀为大；方国之礼，祖祀为要。
《礼记.祭统》说：“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。”“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。”“祭”，既是政治制度，也是宗教制度；既是政治活动，也是宗教活动。《礼记.祭法》：“夏后氏[示帝]黄帝郊鲧，……殷人[示帝]喾而郊冥，……周人[示帝]喾而郊稷。”其意是：夏人郊祀上帝，配以鲧；殷人郊祀上帝，配以冥；周人郊祀上帝，配以稷。
《史记.封禅书》说：“周公既相成王，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。”周王国内的任何方国都要敬天信帝，但帝的旨意唯有通过周王才能达于世人，传送到每一个角落。因而，各个方国为了表达敬奉上帝的愿望，唯有向国王送献祭品，由国王转呈上帝了。很显然，这种宗教是为政治服务的。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大多与宗教发生密切联系。刑罚也是神罚。王讨伐不顺从的方国称之为“恭行天之罚”，惩罚族众要“戮于社”。
殷周时代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集中体现在君主身上。《礼记.王制》说：“天子将出，类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祢。”殷周时期的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权力价值观：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，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办事；王是上帝的嫡子，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，服从王就是顺从上帝。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正是此种心态的投影。
王权至上是政教合一。因为王权至上的国家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神权部门，王既是党政军的首脑，也是宗教部门的首脑。一人领导一切，就是政教合一。国家运用暴力驾驭宗教组织，使其为政治目的服务。国家不仅掌管人的身体和外部的行动，而且也试图通过对宗教的控制来掌管人的灵魂，使个人、家庭和教会都臣服在国家的羽翼之下，导致全面性的灾难。
中国人以皇帝为上帝。明明是**地痞、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，只要一登皇位，就自然而然拥有神圣的光环。皇帝垄断了一切资源，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云直上，才能赚得盆满钵满。笑贫不笑娼的利益取向击败甘守清贫的道德取向，世风遂每况愈下。
中国人惨就惨在：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，不是上帝，而是与生俱来带着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。有罪的人充当正义之神，有限的人握有无限权力，藐小可怜的人成了目空一切的至高者，压跟儿不认识上帝的人成了人间的上帝，这就是全部中国悲剧的总根源。
春秋后出现的儒教，是最崇拜君权的；它的本意就是为王权服务，以实现“王道”为宗旨，所以最得帝王的喜爱。儒教非但没能教好王权，反而助纣为虐，把王权神化，使中国的王权更加施无忌惮。在儒教的一统天下，中国社会未见向上，相反却每况愈下，一步步的走下坡路。先后几次沦为亡国奴；20世纪，差点成为日奴，最后成了苏维埃的心奴。有识之士痛定思痛，认识到中华大地缺失独立的神权，是中国落后的原因。
钟祖康说：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两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过来的，走一步错一步，走一百步就错九十九步。……我们的祖先愚不可及，两千年来只是终日沉迷于恶习，没有严肃的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，即没有为中国人奠定一个宗教信仰的基础。……中国人认识不到宗教的用处，那就是中国人的确很笨，没有大智慧，只有小聪明、小权谋。他们硬要舍易取难，水中捞月，企图将中国变成一个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国，妄图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号就把中国变成一个‘礼义之邦’。这不是自找麻烦是甚么？当这个‘道德大国’和‘礼义之邦’终于被发现原来是弄虚作假第一、口是心非无双时，自己人都嗤之以鼻，要么坚持自称‘礼义之邦’，要么如鲁迅说的那样‘以丑恶骄人’，真是无药可救的了”。
上帝，或称天帝、昊天上帝等，中文本意泛指主宰天地宇宙的神，超自然的最高的神，代表天或者等同于天。
上帝，又称帝、天帝、昊天上帝，亦称天神、天主、天皇大帝、皇天上帝、皇皇帝天等，具有拟人化的神的概念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神：引出万物者也”。“帝”后来又用来指天子、帝王、君主。一方面认为昊天上帝居处北辰，“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，北辰之星。”另一方面，将天与帝区分开，认为昊天为全天，《毛诗传》：“元气昊大，则称昊天。远视苍苍，则称苍天。此则天以苍昊为体，不入星辰之列。”昊天上帝，更自然化则称为昊天、皇天、天[8]，部分文献又称“太一”[9]等，“天”是最通常的说法，又称苍天、上天、上苍、老天、老天爷等，如“苍天在上”、“老天有眼”、“奉天承运”、“天谴”、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、“我的天啊”中的“天”。春秋战国之时，思想进步，人文理性精神勃发，季梁曰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，而后致力于神。”神为人造，民为神主，则上古神秘观念渐消，“上帝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“天”取代，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，这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信仰的一个基础，而“敬天崇祖”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。
中国民间神话信仰和主流文化儒教信仰中的帝、天帝、上帝、昊天上帝，在道教神话中演化为玉皇上帝。在道教信仰中，玉皇上帝，即玉皇大帝，为天界、神界的皇帝，但?并非道教中的最高神，在民间则被认为是主宰宇宙的至尊天神。
中国传统上帝观
上帝一词首先出现于儒家经典——五经，这五部经书都提到了该词，其中最早的是《尚书》的“虞书·舜典”。除此之外，四书等其他的儒家经典以及各史书中也提到了上帝，有时也称昊天上帝，在古代中国的原初神话和宗教体系中，指的是至上神，字面意思就是“在上的帝王”，意味着“最高的主宰”，也称为“帝”，或者“天”，“太一”。北京天坛祈年殿即为历代君主祭祀上帝之处，内供奉有昊天上帝之神位。
中国古代上帝信仰有两种起源，一是对“天”（天空、宇宙）的崇拜，一是对北极星（北辰、帝星）的崇拜。
《通典》记载，周礼设六官，其中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方上帝：一曰苍辂，以祀昊天上帝。二曰青辂，以祀东方上帝。三曰朱辂，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。四曰黄辂，以祭地?、中央上帝。五曰白辂，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。六曰玄辂，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、神州。东方青帝太昊（伏羲氏），南方炎帝（神农氏），中央黄帝（轩辕氏），西方白帝（少昊），北方黑帝（颛顼），为人格化的五位上帝。
庄子认为，万事万物本于道，天由道而生。墨子把上帝鬼神看作人类之外的另一种生灵。东汉大儒郑玄声称“上帝者，天之别名”，并有六天一说，认为上帝有六位，即“昊天上帝”加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，五方上帝。宋朝理学派大儒朱熹认为，“天”、“帝”、“道”、“理”都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，心学派陆九渊、王阳明则认为“吾心即宇宙，宇宙即吾心”。
早期的上帝，带有浓厚人格神色彩，如《尚书》“商书·伊训第四”中提到：“惟上帝不常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后期儒家信仰中“上帝”的人格神色彩消亡，仅被视为哲学上的无形无名的“本体”，称为“理”。而人格神的上帝信仰则为道教所继承，发展为“玉皇大帝”，但已不再作为至上神（道教信仰，“道”的化身“三清”高于代表“天”的“玉帝”）。
五经中的上帝经书出现次数
尚书32次
诗经24次
礼记20次
春秋8次
易经2次
天，昊天上帝，玉皇上帝
主条目：天
主条目：玉皇上帝
天、昊天上帝、玉皇上帝通常被视为等同的概念，又有些微区别。
中国人自称黄帝的后裔。黄帝传说始见于《左传》僖公25年，记晋侯为出兵勤王而占卜，得“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”。《左传》昭公17年又记郯国君主言“黄帝氏以云纪，故为云师而云名”。到战国时期，《周易.系辞》和《大戴记.帝系》分别演绎出两套黄帝世系。司马迁作《史记.五帝本纪》，在延用《帝系》的同时，又参照《系辞》以图弥合，形成了以“黄帝”为祖的人王世系。这个世系当然不可信。但其真相是什么呢？
杨宽先生说：“‘黄帝’实出‘皇帝’之变字。”“‘黄’、‘皇’古本通用。”例如，《国语.晋语》记“苗棼皇”，《左传》宣公17年、成公16年为“苗贲皇”，《说苑.善说》记作“衅棼黄”；《逸周书.王会》“吉黄之乘”，《说文》马部记作“吉皇之乘”；《吕氏春秋.贵公》“丑不若黄帝”，毕源《校正》云：“黄帝，刘本（明代刘如宠本）作皇帝，皇、黄古通用。”
“皇帝”类同于“有皇上帝”，“皇”、“上”都是形容词，其质在“帝”。“黄帝”本指“上帝”。《尚书.吕刑》记周穆王曰：“若古有训，蚩尤惟始作乱，……上帝监民，罔有馨香德，刑发闻惟腥。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，报虐以威，遏绝苗民，无世在下。”这里先言“上帝”，后称“皇帝”，是二者为一。上帝灭蚩尤，后演义为黄帝战蚩尤。
《诗经》中多处提到“有皇上帝”、“皇皇后帝”、“皇矣上帝”、“上帝是皇”，“皇矣上帝，临下有赫，监观四方，求民之莫；……帝谓文王，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”（《诗.皇矣》）。“皇”都是形容词，英明伟大之义。“皇帝”一词，犹言“英明的上帝”。
《史记.封禅书》记秦灵公祭黄帝，秦宣公祭青帝，秦文公祭白帝。青帝、白帝是上帝或天帝神话，黄帝与之并称，显示黄帝源于天帝。
西周时代，“皇帝”就是“上帝”。黄帝是帝俊的异化，其基本特征相同。如，黄帝“生玉膏”（《山海经.西山经》），“黄帝生阴阳”（《淮南子.说林》，高诱注：“黄帝，古天神也”），黄帝“历离日月星辰”（《大戴记.五帝德》，《五帝本纪》说黄帝“旁罗日月星辰”，正义云：“旁罗，犹遍布也”），等等。黄帝还是人类文明的始作俑者。总之，帝俊、黄帝神话源于殷周时期的“皇天上帝”信仰。
礼制是宗教行为的制度化和政治化。“礼”是殷周时代的特定概念，指以宗教制度为中心的一系列礼仪制度。礼制政治的特点是政治活动模式化，在模式化的政治行为中，宗教活动居重要地位。王国之礼，郊祀为大；方国之礼，祖祀为要。
《礼记.祭统》说：“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。”“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。”“祭”，既是政治制度，也是宗教制度；既是政治活动，也是宗教活动。《礼记.祭法》：“夏后氏[示帝]黄帝郊鲧，……殷人[示帝]喾而郊冥，……周人[示帝]喾而郊稷。”其意是：夏人郊祀上帝，配以鲧；殷人郊祀上帝，配以冥；周人郊祀上帝，配以稷。
《史记.封禅书》说：“周公既相成王，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。”周王国内的任何方国都要敬天信帝，但帝的旨意唯有通过周王才能达于世人，传送到每一个角落。因而，各个方国为了表达敬奉上帝的愿望，唯有向国王送献祭品，由国王转呈上帝了。很显然，这种宗教是为政治服务的。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大多与宗教发生密切联系。刑罚也是神罚。王讨伐不顺从的方国称之为“恭行天之罚”，惩罚族众要“戮于社”。
殷周时代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集中体现在君主身上。《礼记.王制》说：“天子将出，类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祢。”殷周时期的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权力价值观：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，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办事；王是上帝的嫡子，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，服从王就是顺从上帝。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正是此种心态的投影。
王权至上是政教合一。因为王权至上的国家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神权部门，王既是党政军的首脑，也是宗教部门的首脑。一人领导一切，就是政教合一。国家运用暴力驾驭宗教组织，使其为政治目的服务。国家不仅掌管人的身体和外部的行动，而且也试图通过对宗教的控制来掌管人的灵魂，使个人、家庭和教会都臣服在国家的羽翼之下，导致全面性的灾难。
中国人以皇帝为上帝。明明是**地痞、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，只要一登皇位，就自然而然拥有神圣的光环。皇帝垄断了一切资源，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云直上，才能赚得盆满钵满。笑贫不笑娼的利益取向击败甘守清贫的道德取向，世风遂每况愈下。
中国人惨就惨在：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，不是上帝，而是与生俱来带着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。有罪的人充当正义之神，有限的人握有无限权力，藐小可怜的人成了目空一切的至高者，压跟儿不认识上帝的人成了人间的上帝，这就是全部中国悲剧的总根源。
春秋后出现的儒教，是最崇拜君权的；它的本意就是为王权服务，以实现“王道”为宗旨，所以最得帝王的喜爱。儒教非但没能教好王权，反而助纣为虐，把王权神化，使中国的王权更加施无忌惮。在儒教的一统天下，中国社会未见向上，相反却每况愈下，一步步的走下坡路。先后几次沦为亡国奴；20世纪，差点成为日奴，最后成了苏维埃的心奴。有识之士痛定思痛，认识到中华大地缺失独立的神权，是中国落后的原因。
钟祖康说：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两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过来的，走一步错一步，走一百步就错九十九步。……我们的祖先愚不可及，两千年来只是终日沉迷于恶习，没有严肃的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，即没有为中国人奠定一个宗教信仰的基础。……中国人认识不到宗教的用处，那就是中国人的确很笨，没有大智慧，只有小聪明、小权谋。他们硬要舍易取难，水中捞月，企图将中国变成一个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国，妄图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号就把中国变成一个‘礼义之邦’。这不是自找麻烦是甚么？当这个‘道德大国’和‘礼义之邦’终于被发现原来是弄虚作假第一、口是心非无双时，自己人都嗤之以鼻，要么坚持自称‘礼义之邦’，要么如鲁迅说的那样‘以丑恶骄人’，真是无药可救的了”。
上帝，或称天帝、昊天上帝等，中文本意泛指主宰天地宇宙的神，超自然的最高的神，代表天或者等同于天。
上帝，又称帝、天帝、昊天上帝，亦称天神、天主、天皇大帝、皇天上帝、皇皇帝天等，具有拟人化的神的概念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神：引出万物者也”。“帝”后来又用来指天子、帝王、君主。一方面认为昊天上帝居处北辰，“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，北辰之星。”另一方面，将天与帝区分开，认为昊天为全天，《毛诗传》：“元气昊大，则称昊天。远视苍苍，则称苍天。此则天以苍昊为体，不入星辰之列。”昊天上帝，更自然化则称为昊天、皇天、天[8]，部分文献又称“太一”[9]等，“天”是最通常的说法，又称苍天、上天、上苍、老天、老天爷等，如“苍天在上”、“老天有眼”、“奉天承运”、“天谴”、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、“我的天啊”中的“天”。春秋战国之时，思想进步，人文理性精神勃发，季梁曰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，而后致力于神。”神为人造，民为神主，则上古神秘观念渐消，“上帝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“天”取代，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，这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信仰的一个基础，而“敬天崇祖”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。
中国民间神话信仰和主流文化儒教信仰中的帝、天帝、上帝、昊天上帝，在道教神话中演化为玉皇上帝。在道教信仰中，玉皇上帝，即玉皇大帝，为天界、神界的皇帝，但?并非道教中的最高神，在民间则被认为是主宰宇宙的至尊天神。
中国传统上帝观
上帝一词首先出现于儒家经典——五经，这五部经书都提到了该词，其中最早的是《尚书》的“虞书·舜典”。除此之外，四书等其他的儒家经典以及各史书中也提到了上帝，有时也称昊天上帝，在古代中国的原初神话和宗教体系中，指的是至上神，字面意思就是“在上的帝王”，意味着“最高的主宰”，也称为“帝”，或者“天”，“太一”。北京天坛祈年殿即为历代君主祭祀上帝之处，内供奉有昊天上帝之神位。
中国古代上帝信仰有两种起源，一是对“天”（天空、宇宙）的崇拜，一是对北极星（北辰、帝星）的崇拜。
《通典》记载，周礼设六官，其中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方上帝：一曰苍辂，以祀昊天上帝。二曰青辂，以祀东方上帝。三曰朱辂，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。四曰黄辂，以祭地?、中央上帝。五曰白辂，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。六曰玄辂，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、神州。东方青帝太昊（伏羲氏），南方炎帝（神农氏），中央黄帝（轩辕氏），西方白帝（少昊），北方黑帝（颛顼），为人格化的五位上帝。
庄子认为，万事万物本于道，天由道而生。墨子把上帝鬼神看作人类之外的另一种生灵。东汉大儒郑玄声称“上帝者，天之别名”，并有六天一说，认为上帝有六位，即“昊天上帝”加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，五方上帝。宋朝理学派大儒朱熹认为，“天”、“帝”、“道”、“理”都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，心学派陆九渊、王阳明则认为“吾心即宇宙，宇宙即吾心”。
早期的上帝，带有浓厚人格神色彩，如《尚书》“商书·伊训第四”中提到：“惟上帝不常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后期儒家信仰中“上帝”的人格神色彩消亡，仅被视为哲学上的无形无名的“本体”，称为“理”。而人格神的上帝信仰则为道教所继承，发展为“玉皇大帝”，但已不再作为至上神（道教信仰，“道”的化身“三清”高于代表“天”的“玉帝”）。
五经中的上帝经书出现次数
尚书32次
诗经24次
礼记20次
春秋8次
易经2次
天，昊天上帝，玉皇上帝
主条目：天
主条目：玉皇上帝
天、昊天上帝、玉皇上帝通常被视为等同的概念，又有些微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