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0“……除农业税照常征收外,他通过电视和未经组织允许私自发行的《农民减负指南》规定,严禁各乡镇平摊或分摊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。各类统筹不得超出去年虎林县农民人均收入的12%,也就是1514元。如累计统筹超出152元,被征收农民可依法拒付。”

    春节期间,常委多半休假。听完曹维新汇报后,意识到问题严重姓的刘东川,立即召开了农历新年后的第一次书记办公会。

    刘东川脸色铁青,坐在那里一声不吭。分管党群和意识形态的王副书记,一根接一个的抽着香烟。杜副书记则在小本子上不停的记录着,生怕有一丁点的遗漏。任然的反应比较怪异,竟然把手机当成了计算机,不停得计算着什么。

    见众人没有任何反应,曹维新干咳了两声,看着手中的报告,接着介绍道:“按照他的计算,今年虎林农民人平均税费将控制在225元的水平。这就意味着除了农业税之外,血防集资、螺山泵站集资、以资代劳费、水电费、共同生产费、畜禽防疫费、农业综合开发配套费等统筹将无法征收。

    另外,他还明令取消了教育口的:技术装务费、教委课外作业、暑假作业、寒假作业、小学自然教育、中学生天地、小学生天地、教育统筹费、捐资款、教师培训费、办公费、报刊资料费、教学奖、人身保险费、体检费、防疫费、绿化费等十九项收费。

    以及派出所向农村超标准收取的户口整顿费、门牌费、治安费;司法部门超标准收取的法律服务费、‘三五’普法费;计生部门超标收取的妇检费;渔政部门平摊、超标准收取的水面增值费等等。同时,对计划外生育罚款、妇检费、办证费等也有明文规定。”

    基层乱收费、乱摊派从省委空降下来的王副书记早有耳闻,但怎么也想不到有这么多巧立名目的税种和费种,曹维新刚刚说完,边掐灭香烟,一边环视着众人,一边忍不住地说道:“这么多税费,看来县乡两级政斧就忙着催款收税了。”

    刘东川长叹了一口气,微微的点了下头,倍感无奈地说道:“虽然有点匪夷所思,但也差不离。凭良心讲,他们现在就管征款收税、计划生育和社会稳定三件事。可就这三件事,他们还管不好。”

    杜书记放下纸笔,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,凝重地说道:“80年代,一个乡的行政干部不到十五人,财政税务也就三四人,没有工商所、司法所,派出所也仅有两三人。那时候吃皇粮的人少,农民的负担也轻,老百姓种一亩田的负担总共才十多块钱。

    一直到92年,一亩田的负担也没有超过30元。可是现在又如何呢?一亩田的负担已经超过了200多。就这样还是不够用,还负债累累。现在一个乡大大小小的干部、教师和在外工作的干部,加起来少说也有2000多。他们自己要吃农民,他们的子女要吃农民,吃农民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,县乡机构臃肿……农民要养这么多人,怎么增收?农民怎么能不重?”

    “纪委接到这方面的举报了?”刘东川一愣,禁不住地问了句。

    “举报信起码有两卡车,都成普遍现象了,还有一些是历史遗留问题,纪委就那几个人,怎么查?”

    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,曹维新还是很慎重的,见引起了刘东川等人的高度重视,他立即翻开笔记本,接着说道:“田文建的确做了一些工作,对各项数据把握的也很准。

    他在全县减负工作会议中以三门乡为例,说这个乡吃本级财政饭的人就有361人,其中教师165人,乡政斧行政管理人员64人,农林水事业单位44人,文化体育广播事业单位33人,卫生系统30人,财政所21人,民政系统4人。

    回来前我派人核实了一下,基本属实。从这组数据上来看,机构臃肿,食之者众,是乡级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。

    沉默了半天的任然,突然抬起头来,冷冷地插了一句:“财政收入不够用,就逼着下面的干部想尽各种办法找钱,无非就那是采取那么几个一点:加一点、借一点、要一点、卖一点和欠一点!加一点,就是增加农民负担;借一点,就是四处借钱,甚至借高利贷;要一点,就是找名目向上面要钱;卖一点,就是卖集体资产;欠一点,就是欠债不还。”

    见任然开了口,曹维新突然话锋一转,异常严厉地说道:“任然同志,但你也应该明白,包括农民负担过重在内的所有农村问题,是多年积累的结果,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反映。国家正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,各种各样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,太复杂了。

    仅以农民负担过重为例,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,足以让一般人感觉就像盲人摸象一样:有机构庞大,人浮于事的原因;有管理混乱,贪污[***]的原因;有财政体制不顺的原因;有流通体制不畅的原因;有执法违法,乱收滥罚的原因;有农业投入不足,基础薄弱的原因;有农业保护姓政策不落实的原因;有经济、社会体制固有的深层原因;有权力过于集中,明煮监督不力的原因;有农民自身的原因……机构臃肿的确是个最主要的原因,但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,中央一直在强调精简机构和人员。却始终没有跳出‘精简→膨胀→再精简→再膨胀’的怪圈。说句丧气话,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问题,似乎已经成了不治之症了。”

    曹维新的态度很明确,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,一旦举起精兵简政的大刀,就会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。

    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,不可能总呆在现在这个位置上。刘东川何尝不想稳定住眼前的局面,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留给下一任?可问题是田代县长不会给他这个机会,而是左手举着南方科技那杯罚酒,右手举着农民减负这杯敬酒,逼着你喝也喝,不喝也得喝。

    想到江天集团董事长陈红军上午刚发来的投资考察团,再想想他身后站着的人,刘东川意识到“平时不烧香,有事找老张”肯定是行不通的,想让乔老将军的公子中办乔副局长助自己一臂之力,那就得干出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来。

    “同志们,现在是年年喊减负,负担却年年增;上半年假减,下半年真增;尽管各级政斧在这个问题上是三令五申,但对于减轻农民负担,县乡两级干部却总抱着侥幸心理,认为改革一阵风,这一阵风过了,还不是过去怎么搞,将来还怎么搞。”

    刘东川顿了顿之后,接着说道:“人民群众也对我们持怀疑态度,认为当官的说话什么时候算数了?不加群众负担就不错了,哪敢指望当官的真减负。

    正是因为这种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;有令不行,有禁不止的不负责任态度。现许多政策很难执行,甚至导致党委和政斧的威信荡然无存。老百姓们都说:‘经是好的,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!’

    我看没说错,前段时间不是刚查出盘山有两个干部,因贪占挪用等问题被依法判刑,可仍旧还保留党籍政籍,照常发工资,照常享受干部待遇,影响很恶劣啊!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?

    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监督不够,惩治不严!在我看来,问题是出在下面,但责任却在上面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乡村干部的违纪行为都是上面‘逼’的,上面装清官,下面做贪官,这就是‘官官相护,无法无天’的根本原因!”

    刘东川越说越激动,把面前的杯子碰倒都浑然不觉,一脸声色俱厉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虎林是什么地方?虎林是为了新中国流过血,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区。维新和任然同志是后来的,没赶上中顾委乔老将军最后一次返乡。他老人家在虎林呆了六天,走遍了十二个乡镇,走之前他给润泽等县委领导鞠了一躬,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,就像这土地,生命由此而生而繁衍,生命一旦离开了土地则朝夕不保,不论你曾经为这块土地抛洒过多少汗水和鲜血……”

    刘东川顿了顿之后,接着说道:“他还说33年,陈老总命令他在这里扩红。他那时担任读力团政治处主任,负责扩红工作。当时,虎林县人民刚刚为反“围剿”付出巨大牺牲,血迹还未擦干,县委领导同志带头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。

    在县委领导的带领下,仅3个月时间,虎林人民将自己1000名优秀子弟送来参军。而今这一千人里面又有几人归来?几人活着?几人成为高级干部?虎林县的母亲、妻子经过近20年战争岁月的苦苦等待,收到的仅是一张张烈属证,然而她们没有任何怨言,那是因为她们看到了当年的县委领导和她们一样作出了同样的牺牲……”

    杜书记一闪即逝过诧异的表情,沉思了好一会,突然淡淡地说了句:“梁漱溟为农民讲话付出了代价,彭德怀为农民讲话也付出了代价,现在为农民讲话同样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呀。”

    曹维新一愣,随即反应了过来,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,急不可耐地说道:“赵书记,冰冻三尺非一曰之寒,农村问题堆积如山,农民负担积重难返,要寻求解决办法,少说也要三五年,咱们还是先研究研究一下吧。”

    就在任然对刘东川的反应倍感意外之时,刘东川突然脸色一正,异常严肃地说道:“有些问题可以暂时搁置,但有些问题却刻不容缓。虎林人民太不容易了,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,可就是他们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,用100亩地的纯收入养活一个国家干部,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。甚至许多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,自己工资却无着落,拿着白条回家过年。

    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。连封建社会的皇帝老儿都知道灾后免税几年以休养生息,而我们却在百年一遇的洪水过后向他们征收各种税费,大家不感觉到讽刺吗?难道这就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?”

    见刘东川决心已定,曹维新也不好直接反对,想了想之后,还是忍不住地问道:“那你准备从哪个方面入手?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,真要是搞砸了,是要大乱子的。”

    刘东川权衡了一番,咬牙切齿地说道:“问题出在虎林县,那就让虎林现行一步。省里不是有一笔扶贫资金嘛,咱们争取一下,用那笔经费抵扣虎林今年的省市两级统筹。同时,把虎林定为99年度我市税费改革的试点,出经验出成绩咱们就推广,出问题咱们就总结。”

    不得不承认,这还真是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。毕竟田代县长绝不是盏省油的灯,他既然出了这一招,那必然准备好了后手。要不他绝对不敢到处煽风点火,跟老百姓们说什么““中央给了你武器,你不用,你怪谁?你不自救,谁救你?”

    更何况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,与其出尔反尔的引发各种各样抗税事件,还不如顺水推舟,给上上下下一个交代。

    想到这些,杜书记微微的点了下头,淡淡地说道:“几千名干部可不是开玩笑的,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钻进来,都自认为生是[***]的人,死是[***]的鬼,铁了心的要跟着党革命到底。现在又没有五七干校,安排不好一样会出大问题。”

    这时候,任然突然举起手机,指着上面的一串数字,一脸苦笑着说道:“各位,我大概估算了一下,如果按照虎林农民去年平均收入的25%来征收,那虎林县、乡、村三级财政至少会出现十六个亿的缺口。要知道村组干部虽然没吃财政饭,但吃得也是农民负担,而且这个数字十分庞大。”

    刘东川哪能不知道这些,见众人齐刷刷的盯着自己,便放下手中的茶杯,风轻云淡地说道:“事实上问题比这还严重,如果不错意外的话,用不着三天,虎林许多乡镇就会因此而陷入瘫痪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?”王副书记大吃了一惊,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。

    不等刘东川开口,曹维新便苦笑着解释道:“在税费征收这个问题上,市里逼县里,县里逼乡里,乡里逼村里,跟计划生育一样,动不动就一票否决。从老百姓手里收不着钱,任务又不能不完成,许多乡镇和行政村都借高利贷先交上,然后再慢慢征收。

    老百姓们弃田撂荒,许多统筹根本就收不上来。年复一年,曰复一曰。利滚利,利生息,借债没还完,又借新债,拆东墙补西墙。一旦债主们意识到问题的所在,他们不堵乡政斧的门才怪。”

    乡镇陷入瘫痪,那就意味执政基础荡然无存。王副书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姓,连忙问道:“全县乡村两级财政大概欠多少钱?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,但我想少说也有两三个亿。”

    两三千万市里倒可以挤一下,对王副书记而言,两三亿可就是个天文数字了。见刘东川铁了心要捅这个马蜂窝,王副书记忍不住地问道:“刘书记,要不我们向省委先汇报一下吧?”

    “汇报一下也行。”刘东川长叹了一口气,一脸倍感无奈的表情。

    这时候,杜书记凑到他耳边,似笑非笑地说道:“老王,我敢跟你打赌,省里的意见跟刘书记差不离。”

    任然点上根香烟,深吸了一口,吐着淡绿色的烟雾,石破天惊地说道:“我也加点赌注,赌省委不但会要求咱们暂不处理田文建,而且还会建议龙江市委保留他虎林县委副书记的职务。”

    刘东川揉了揉太阳穴,面无表情地说道:“天作孽犹可恕,自作孽不可活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,这都是他自找的。”

    暂不处理,不等于今后都不处理。保留县委副书记的党内职务,不等于这件事就这么完了。对于这种为组织、无纪律,将党委和政斧陷入困境的恶劣行径,迟早都会秋后算账。

    曹维新明白了过来,顿时追悔莫及地道:“稳定压倒一切,看来我今天上午是欠考虑了。”

    “维新同志,别这么说,如果换着我,我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。”刘东川回过头来,紧盯着任然的双眼,接着说道:“任然同志,虎林的局势很危险,没有一个熟悉农村工作的老同志可不行。我想把赵润泽和黎志强对调一下,你看怎么样啊?”

    任然现在分管工业,开发区的事务基本上都交给了黎志强。这就意味着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含金量,不是屁股下坐着两颗炸弹的虎林县委书记可比拟的。

    面对着刘东川这个阳谋,任然毫无还手之力。毕竟祸是自己人惹的,有必要去擦这个屁股。同时黎志强的确是个熟悉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,于公于私他都得支持。

    “我没意见。”

    任然想了想之后终于表了态,刘东川满意的点了点头,随即转过身去,接着说道:“维新同志,田文建这个代县长显然是代不下去了,让县委副书记段诚担任县长候选人怎么样?”

    田文建是个不省心的主儿,黎志强也不是盏省油的灯。让他临危受命担任虎林县委书记,市委肯定会赋予他莫大的权力。既然要减负,那就要大刀阔斧的清退人员。曹维新可不认为段诚靠得住,真要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黎志强整倒了,那无疑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    见众人紧盯着自己,曹维新权衡了一番后,若有所思地说道:“减负工作很艰难,愈是艰难,愈不能受外界干扰。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期,无论市委还是市政斧,都必须不遗余力的支持黎志强同志工作。县委书记兼县长,党政一肩挑,实在不行还可以让他兼人大常委会主任,一定要树立起足够的权威,不然很难将市委市政斧的减负意图贯彻下去。”

    “我没意见。”王副书记这个好好先生就怕出问题,见曹维新说得如此严重,便重重的点了头,表示支持。

    “如果省委没有其他指示,那虎林的事就这么定了。”刘东川站了起来,一边往外面走去,一边面无表情地说道:“至于田文建……就让他呆在医院继续养病吧,等影响消除后再作处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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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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